我撰写《麻城方言》一文以后的收获

张正耀

我与《麻城文化丛书》主编金仕善老先生很早就相识，这是因为老人家的儿子金立章是我的同学兼好友。老人很随和，常与我们这些晚辈说说笑笑。因我在市档案局工作，常见这套丛书的撰稿者们来档案馆查阅文史资料，一次和老人闲聊时，得知这套丛书是他任会长的市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联合市政协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打造的，且对文稿质量要求很高。出于职业的敏感，我感到这套丛书的意义很大，当即请求老先生待丛书出版后，将纸质出版物和电子文稿送交我们档案馆永久保存。老人爽快地回答：那是自然。我见还有市文化局等单位参与策划编辑，想到我局有编研出版资料的任务，又向老人提出希望增加档案局为参编单位。金老师回答说应该可以，但要与编委会沟通后才能正式答复。过了几天，金老师打电话告诉我，编委会同意增加档案局为策划参编单位，增补周汝奎局长和我为策划。随后，他带样书样稿来我局商谈合作细节事宜。我看到拟收在麻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有“麻城方言”、“麻城歇后语”选题，而拟收内容不是很纯正的麻城方言歇后语，因我是学汉语语言专业的，此前对麻城方言有些研究，我就说了些看法，并提到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为民所发现的民国初年手抄本《六音便览》一书，他进行了比较研究，写成了《新发现的民国手抄本韵书〈六音便览〉与湖北麻城方言》一文，并发表在《汉语学报》年第3期等一些情况时，金老师脱口而出说:你把麻城方言说得头头是道，“麻城方言”的撰写任务就交给你了。我没有想到多嘴多出个任务来，只得自认“倒霉”，既然主编看得起，我又跻身丛书“策划”行列，理应尽心尽力承担这一任务。

这以后的日子，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对麻城城区的方言进行了研究，写成了《麻城方言》一文。交稿后，他感到不错，给予了我较高的评价。我知道这是他的一种策略，是在鼓励我、激励我走文化研究这条路。

尽管《麻城文化丛书》出版后与读者见面了，但总感觉我写的麻城方言这一部分很粗糙，不仅不专业，连最起码的词汇都收集不齐，且没有准确地解决方言的注音问题，无论是声韵调还是词汇、语法、修辞等等均没有叙述到位，极可能让方言研究者贻笑大方，让我感到深深的愧疚，但也正是由于我参与了《麻城文化丛书》的编撰工作，在金老师的鼓励下，我把以前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重新梳理，认真搜集方言资料，分门别类进行系统研究，从此成了一个麻城方言搜集整理的有心人，下乡时听到一句俚语或一个方言词汇，就马上拿出本子记录下来。日积月累收集了几千个词汇，同时在声韵调的调查上加以系统梳理，力所能及的找来与方言有关的研究文章，边学习，边研究，并翻出读书时的古汉语课本，音韵学方面的专业书籍重点回忆温习。在麻城方言的研究上越钻越深，越做越全面，越干越有劲。

年，国家档案局在几个省搞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开始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方言档案的工作，分配给我局的方言建档工作由我牵头实施。自此我就暗自下定决心，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把我们的母语麻城方言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研究，建立高质量麻城方言档案，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首先就想到要聘请金仕善老师作为方言建档的民俗专家，他应聘后他又推荐了在这方面有搜集研究爱好并有造诣的项桦和缪益鹏，加上我们聘请的胡金魁、林明康等民俗专家一起，通过一年的下乡收集、文本选择、方言发音人遴选、发音的录制和后期制作等扎实工作，终于建成了麻城方言视频档案数据库。从声韵母例字、词汇、谚语、歇后语、日常用语、方言故事、方言文艺表演形式等等进行录制完善，全面建立了麻城方言的电子数字化档案资源。在全省综合评比中，我局以麻城方言档案质量最高、内容全面、数据量大等优异成绩获得第一名，得到省局的表彰和奖励。

我想光建立了音频档案还不能完整地记录麻城方言，随后就利用业余时间将收集的方言和资料进行全面整理，并从声韵母及调值来分析语言特色，语法特点，在古汉语和普通话的区别比较等方面对麻城方言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编辑成《麻城方言》一书，计30多万字，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这是麻城文化建设的又一幸事，填补了我市方言研究的空白，为后代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可以这样说，由于遇见了金老师并把撰写《麻城方言》一文的任务交给我，从而激励我一步一步做成了以后的事情。如果说刊载在《麻城文化丛书》的“麻城方言”一文是牙牙学语还嫌稚嫩的话，那么《麻城方言》一书那就成熟为一部学术著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