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我们到革命老区麻城市开展了一次红色寻根之旅。这趟旅行，我们不仅参观了麻城市几处知名的革命纪念场馆，了解了麻城的革命斗争历史，还专程到了麻城市的乘马岗镇、顺河镇、宋埠镇、夫子河镇等地，亲身感受了那片红色沃土。在那里，我们瞻仰了一批革命纪念地，拜谒了一些战功赫赫的开国将军的故居和墓地，还座谈、走访了几位革命先烈的后代及文史爱好者，听他们讲述了许多发生在那里的红色故事和传奇。这其中有不少是我们过去闻所未闻的，姑且称之为“红色轶事”吧。这里挑几个小故事写出来，以飨各位读者！

之一：“石头人”助力红军作战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在麻城苏区的乘马、顺河一带，我弱小的红军总是能汲起群众的智慧，想出各种办法来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或追击，一步步发展壮大。

那时候，我军人数少，装备差，敌人人数多，武器又好，如果不用计谋来对付敌人，光凭硬拼硬打是行不通的。当时，麻城苏区的党组织和红军，就经常在众多军事要地利用“石头人”来对敌作战。在杨泗寨、万字山等地，当地群众和红军就经常搬来很多长方型的条石，将其一字排开，竖立在山岗上。当情况紧张的时候，就给它们戴上红军的帽子，穿上红军的衣服，远远望去，真像有许多红军战士挺立在那里。这种人，苏区群众叫它“石头人”。

伪装出的这种“石头人”，通常在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情况是，敌人人数太多，我军不得不转移，就利用这些“石头人”消耗敌人的子弹，抵挡敌人的攻击，掩护我军转移；另一个情况是，在敌人不是太强大，我军决定消灭那股敌人的时候，就用一部分兵力陪着“石头人”同敌人作战，让一部分战士去截敌人的后路，给敌人以突然的打击。乘马苏区在第二种情况下用得最多。

年秋天的一天，我特务队20多名战士，在乘马岗杨泗寨的一个小山坳上，迎头碰上了敌保安队队长余亚太带领的多人的保安队。敌人有十倍于我的力量，硬拚肯定不行，撤吧？又不能眼见他们危害革命群众不管，得给他们一个教训才行。可敌众我寡，怎么办？这时，战士们立即就想到了山上的“石头人”来。他们边打边引诱敌人上山，一直退到了杨泗寨的半山腰。在那里，我们早就造了很多“石头人”。不一会，我军撤到了那里，大伙儿马上就脱下帽子、衣服，给这些“石头人”穿戴起来，然后让几名战士在“石头人”的阵地上去跟敌人周旋，大部份战士迂回转到敌人的后面，去抄敌人的后路。敌人的子弹“嗖嗖嗖”地向“石头人”射来，我军的几名战士，利用“石头人”挡着子弹，同时顽强地坚持射击。敌人不敢近前，久攻不下。这时，敌人疑惑了：这些红军难道真是天兵天将，怎么子弹明明射中了他们，他们就是打不倒呀？突然，我军包抄的部队从敌人的屁股后面追来，神兵天降，敌人以为是我军大部队来了，慌张逃窜。逃跑中，敌保安队长余亚太被我军击中头部，血流不止，滚落到山下。其他人立即作鸟兽散。这次战斗，我军以少胜多，无一伤亡，成功地击溃了敌人，打死打伤敌人10多名，俘敌4人，缴获了多支步枪，取得了可喜的胜利。

像这样利用“石头人”助力红军作战的故事，在苏区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经常嘲讽国军，说：“国民党真没有用，我们做的‘石头人’也把他们打败了。”

之二：王树声“摆宴”退敌

在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工作的开展是极其艰难的，从柴山保南下的红军部队不仅要面对敌人正规部队的清剿，还要时刻警惕反动地主豪绅武装的骚扰。在顺河集地区，有个陈实生办的“清乡团”，经常在湾店、张岗一带活动，一旦发现有红军活动的迹象，便立即向上报告并展开行动“围捕”或袭击。

年3月的一天，王树声、廖荣坤率红十一军三十一师第一、二大队27名红军战士，在顺河集区张岗村一带活动，但不久被敌人发现了。陈实生得知红军活动的消息，急忙调集“清乡团”上千人，集结于张岗村对面约三四华里的杨家高山村，并在张岗村的前后左右布下重兵，准备将王树声等红军战士聚歼于张岗。情况十分危急，就地隐藏，呆着不走，凶多吉少；实行突围，正面突击，也是凶多吉少。侦察员向王树声报告敌情后，红军战士围到王树声身边请求突围；当地党组织也迅速赶来，请求参战，掩护红军突围。

王树声找来廖荣坤，两人耳语了片刻，脸上露出了笑容。接着他们召开了一个部队和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的战地会议。遵照王树声、廖荣坤的安排，不到一个时辰，在张岗村地下党组织的动员下，张岗村五十余户人家，家家户户都在家门口摆上了宴请客人用的桌椅、碗筷、饭菜，红军战士和武装农民荷枪实弹，穿梭于各家各户之间，大摇大摆，笑声阵阵。这时，陈实生得到探子来报，大惊：整个张岗村摆出了上百桌洒席来招待红军，说明红军最少也有七八百人枪，而且，这些红军看起来人员精干，装备齐全，信心十足。“如此看来，我们不是红军的对手哦！”他长叹一声，“撤——”就下令让“清乡团”迅速撤退。

可等陈实生的队伍刚开始撤离时，按会议的安排，党组织已组织了附近数千群众在其驻地周围的山上，声势浩大地打起了“呵伙”，还有数百名群众挥舞起大刀梭镖已朝他们拚杀过来了。陈实生的队伍不敢妄动，慌忙逃窜。

王树声和廖荣坤随后采取迂回战术，指挥红军和武装群众分割围歼小股敌人，毙俘敌人上百，缴枪29支，大获全胜。此后，顺河集区境内的地主武装基本肃清。

之三：宁死守密的万永达

在走访座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革命战争年代，麻城的女英雄特别多：有为支持麻城早期革命领导人刘文蔚闹革命，不惜与娘家翻脸决裂的胡青芝；有让自已的大儿子顶替王树声赴死，之后动员三个儿子参军的“红军干娘”周家姆；有为救红军，一子中枪身亡，一子被她亲自捂住嘴巴致死的红军卫生队长陶子荣；有挖山洞掩护红军伤病员，白天为其送饭，晚上背其回家的江大娘；有为新四军抗战筹钱款，临刑前被剥光衣服和丈夫一起慷慨就义的罗七姐；有九死一生，历经磨难的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双枪女杰苏风；有一起动员自己的丈夫参加红军，最后都成为寡妇的“大别山上七枝花”等等，这些故事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在乘马岗镇，我们又了解到了一位女英雄，她叫万永达，她的事迹同样感人至深，令人唏嘘不已。

万永达是乘马岗镇肖家河村人。年她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十岁时给人做过童养媳。年初，麻城掀起了农运高潮，她投身于农民运动。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任乘马区肖家河村苏维埃主席，年，任顺河集区第十一乡苏维埃主席。年，她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战斗部队红四军，但因身体有病，留在地方做妇女工作。

年秋，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转移西征。这时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清乡团、联防团等，在乘顺地区四处捉拿万永达。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万永达白天隐蔽在深山老林，夜晚在群众中秘密地做宣传发动工作。年10月，万永达已怀孕8个月，被清乡团围困在万字山的密林中，3天水米未沾。

腊月初二，万永达回家生小孩后才三天，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联防团十八中队围困在家中。这天清晨，万永达听到门外有响动，她强支身体从床上爬起，朝窗口一看，发现敌人已到门口。这时，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将党的文件烧毁。刚烧了文件，敌人就破门而入，来到了她的跟前。万永达记起还有一份附近党组织的名单藏在一口箱子中一个装首饰的小盒子里锁着。怎么办呢，这要是被敌人发现了可不得了呀！愚蠢的敌人在她家翻箱倒柜，居然没有在意箱子里的那个首饰盒。接着，他们继续威逼她交出共产党的名单，万永达坚称不知道。敌人将刚生下来的儿子搂起来，高高举起，声言要“摔死他”，再三胁迫面前，她仍称“没有”。敌人对她无可奈何，最后当着她的面，硬是活活地将这个婴儿摔死了。丧子之痛，刻骨锥心！万永达含泪大声斥骂敌人是“禽兽”，但就是不肯交出名单。敌人恼羞成怒，将她绑在家门口的大树上，最后竟残忍地将她杀害了。万永达牺牲后，乡亲们悲痛地将她简单地埋葬在附近山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肖家河村为万永达修了一处烈士墓，要将她的遗骨迁至新的坟墓中。这时，当年向敌人告密的人已被群众揭发出来。愤怒的乡亲们，强令这个叛徒像狗一样爬下，用嘴去叼烈士的遗骨到新坟中。可当旧坟被挖开后，奇迹出现了：在万永达的遗骨中，竟然夹杂着一把生锈的小钥匙！显然，这是万永达烈士在紧急情况下将它吞到肚子里去的。见状，在场的干部群众，包括那位告密者，都流下了眼泪……

之四：借刀除奸

年2月，为打开一条连接鄂皖边至大小悟山抗日根据地的通道，鄂东地委副书记刘西尧指示开辟麻南工作，成立麻南办事处和鄂东税收第四分局，要求用“老瓶装新酒”的办法打开局面。所谓老瓶，即是争取利用敌伪政权机构开展工作；装新酒，就是按我党抗日的主张，贯彻经济政策，征集抗日所需的钱粮，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定期向新四军提供情报。

麻城宋埠镇是麻南重镇，是日伪盘踞的巢穴，日军驻麻城的本部就设在那里。麻南办事处及其领导下的武工队接到任务后，到处张贴布告，利用大小庙会和群众集会活动演讲，宣传我党抗日的“十大主张”和税收政策，宣传动员群众，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抗战线。国民党的开明人士、日伪基层的维持会长、“汉流”帮会、日伪机构的工作人员等很多人都同意与我党合作。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纷纷要求抗日，抗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但是，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工作还充满了艰难曲折。当时对日伪保安队的争取工作就是非常重要且充满凶险的，它直接关系到我党能否了解到敌人的动向，以确保我军和抗日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但很不容易打进去。为争取敌伪保安队，四分区保卫科长凌云会同地委联络科长王建乎共同研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他们选择了伪军中表现好的邓德昌、朱友斌、杨福田等共5个对象，由张国东负责联系，交待了具体任务，不久，这些人终于被争取过来了。同时，党的地方组织也安了几个“钉子”进去，为争取保安大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也有一些死心塌地投靠日寇的铁杆汉奸、敌特分子，我党也对他们也进行过教育争取工作，但他们根本没有悔改诚意，并继续为非作歹，充当日军的忠实走狗。经研究，对这种人必须严惩不怠。敌特务队长陈瑞强，就是一个阴险狡诈，恶惯满盈的汉奸，民愤极大。武工队决心要将他除掉。但考虑到杀掉他并不难，可由此可能引来日军报复，我军的损失可能较大；再则宋埠一带中上层人士对杀人异常恐惧，会影响我党统战工作的开展。

经过慎重考虑，武工队最终想出了一个借鬼子的刀处死这个汉奸办法来。负责联络保安队的张国东，了解到自已的儿子与陈瑞强的儿子是同学关系，非常高兴。他叫儿子主动接触陈瑞强的儿子，同他交“朋友”，并借机多到他家去玩，一来二去，两人很快建立了“感情”。

一天，张国东交给儿子一个信封，那是一封事先准备好的书信，其内容大意是欢迎陈瑞强加入抗日队伍，称我方已与上级安麻县抗日民主政府取得联系，鼓励陈瑞强继续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信后还盖上了我安麻县麻五区区工委的大印。他儿子到陈家后，趁陈家儿子不备，就将这封书信夹在陈瑞强的书籍中。与此同时，武工队又写了一封检举信，将其投入日军设于宋埠本部附近的检举箱中，揭发陈瑞强私通新四军。

几天后，日军查阅检举箱，获得了这封“举报信”。二话不说，就马上出动部队到陈瑞强家搜查，果然搜出了陈瑞强通共的“书信”。证据面前，陈瑞强百口莫辩，只能空喊“冤枉”。但他在日军眼里，只不过是一条可有可无的狗。盛怒之下，日军不问青红皂白，当场就挥刀将陈瑞强父子劈死了。

这个民族败类落得如此下场，一时轰动了宋埠的大街小巷。群众知道后无不拍手叫好，同时也吓坏了其他汉奸，他们再不敢横行霸道了，有的迅速转变立场，靠拢抗日组织；有的暗地里帮助做抗日工作。麻南根据地的开辟由此取得了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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